在中国乃至世界摄影界，陈长芬都是赫赫有名的大家。他被称为“中国拍摄长城第一人”，是中国摄影界“首届金像奖获得者”。为纪念摄影术发明150周年，他还被美国《TIME》（《时代》周刊）杂志特刊评为“世界十大摄影名人”之一，肖像登上杂志封面。

  10月的一天，在亮马河畔的“土作社”艺术空间，影像艺术大师陈长芬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专访，讲述六十多年摄影经历的那些事儿。

  这位中国摄影界的传奇人物，穿着牛仔裤、夹克衫，戴着一顶鸭舌帽，从车水马龙的街边走来，看上去就是一个普通老人。在他身上，看不到耀眼的名头，更多感受到的是温和友善而不失锋芒。

  大地、星空、瀚海、长城，这四大摄影系列，构成了陈长芬的艺术生命。多年以来，他以独到的艺术见解，影响了众多摄影师和爱好者。他对摄影艺术的纯粹追求，以及对人生的哲思，无不传递出很强的生命能量，令人印象深刻。

  谈话中，八十多岁的陈长芬看到锤纹玻璃茶壶中舒展的大叶茶，立刻专注地观察起那片叶子的美。在他看来，人生就是一场经历，他直言，到这个年龄，想要完成的事最多完成了三分之一：“人生中该你做的，你就全力以赴去做。我从来都没有遗憾没有怨言没有责怪。我的晚年很轻松，就是九九归一，归到自然。”

  走进“土作社”艺术空间，空间里的每一件摄影作品，散发出无尽的灵感和独特的创作激情，让人沉醉其中。靠墙桌案上摆放的大部头《长城史诗》画册，十分引人注目，牛皮封面、全毛边宣纸制作、黄绢装订，显得厚重典雅。仅仅翻动几页，便让人感受到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值得一提的是，这是一本真正的手工画册，主要拍摄于20世纪80年代中和90年代。陈长芬的夫人裴淑萍和儿子陈鹏几乎参与了全过程。牛皮封面上的“长城史诗”四个字是陈长芬亲手烫制，“烫了三个晚上”；整本画册由裴淑萍用黄绢一页一页手工穿订成册。“这本书难就难在寻找四个边都是毛边的宣纸。制作的时候陈鹏也觉得，最不能将就的就是体现中国文化的纸。”陈长芬坦言，为了这个，父子俩几乎跑遍了江南有名的宣纸厂，“我们先后研究了八年之久，不断地去感悟，努力寻找中华民族的文化魅力，并去祈盼一个真正祥和的无墙世界。”

  上世纪六十年代，瑞士曾三次致信当时的周恩来总理，想要一些宣传中国的航拍照片。1965年，在中国民航工作的陈长芬幸运地参加了这次航拍任务。“世界上恐怕没有比长城更长的大墙了！”第一次乘飞机拍摄八达岭长城时，陈长芬被深深震撼了。

  自那时起，他便开始思考怎样持续拍摄万里长城，这个念头始终没有减退。十多年后，陈长芬完成了《纵横万里》主题作品的拍摄，之后就开始了系列的拍摄长城计划。陈长芬说，“世人看长城，有人称之为丰碑，有人称之为纪念碑，还有人称之为墓碑，而我的感悟是——神造的无字碑。”

  上世纪80年代拍长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只能乘火车或公共汽车，然后再骑自行车、雇手扶拖拉机或者步行到拍摄点。经过12年的奔波，1990年，陈长芬的第一本长城集在日本出版。“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是我们的文化，都是我们的遗产，都是我们家园的一部分……”陈长芬感叹。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陈长芬和儿子陈鹏开着一辆老式北京2020s吉普车拍摄长城，行程40多万公里。他的爱犬“大象”，从1994年出生两个多月后就跟随他跋山涉水，为他探险引路。

  作为中国拍摄长城第一人，很多人都问过陈长芬：你为什么拍长城？“我拍长城不是给中国人看的，长城就在中国人的身边。我拍长城是在国际上找读者和观众，让世界了解中华民族。”陈长芬坦言。

  踏遍长城内外，陈长芬感到有无尽的力量在促使他不停地记录和行走。作品《日月》的完成，体现出陈长芬思想的转折点。巧合的是，他的日文版《长城》画册，就是以“日月”为主题，封面是阳光下的长城，封底是星空下的长城。陈长芬说，“宇宙里有银河，天空中有云霞，地球上有长城，它们虽然不是同一个概念的东西，但它们之间有着天、地、人相互的关联。”中央美院美学史教授孙美兰为此作序《悲壮交响曲》。

  随着对长城的领悟，陈长芬走进了中国古老哲学思想的长河，去解读和思考：“中国古典哲学中的阴阳辩证，常常体现在我们的社会里、生活中。你看，远处山峰上有条长城，天空中悬浮着一条雪白的云带，多么协调，多么对应，多么富有天意！再看看，山顶上的长城敌楼和山腰中漫雾构成的阴阳分割又多么自然，多么神奇，多么富有哲理。”

  1941年，陈长芬出生于湖南衡东县，那里有深厚的人文底蕴，历史上出过不少状元、翰林。著名画家陈少梅是陈长芬的堂叔。故乡的一切，滋养了陈长芬。他从不回避自己的农村出身：“小时候跑800米，我光着脚丫跑。打完信号枪，不知道怎么回事儿，看人家跑了，我就跟着跑。”

  1959年，18岁的陈长芬买了一台捷克相机，同时如饥似渴地看书学习摄影基础知识。21岁那年，他的第一幅摄影作品《荷花》在《广东画报》发表。狂喜之余，他立志要做中国最好的摄影师。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陈长芬辞职做起了独立摄影师。他一个人先去了河西走廊，20多天，像苦行僧一般，完成了一场艺术人生的修行之旅。到武威的时候，钱丢了。缝在内裤里的钱成了名副其实的“救命钱”，他在白雪茫茫的凤凰台度过了贫困交加的日子。

  “我斗胆敢说，讲云南我就能讲出一本书。”上世纪70年代后期，陈长芬就深入云南走访，“当时香港宣传中国的旅游文化，第一个就定位到云南。我们最早发现的抚仙湖。当时的抚仙湖没有泥，湖里的鱼没有腥味，非常好吃。刀美兰（云南舞蹈家）还邀请我们到她家里去做客，在家里跳舞。她的老奶奶为我们做竹筒饭。”

  2004年到2005年，陈长芬三下滇南，凭着敏锐的感觉，用镜头聚焦抗战时期的“滇越铁路”沿线，抢救性地记录下当地老百姓生活中的历史印迹。他历尽艰辛拍摄出的《滇南印记》画册，成为人类工业和文化历史上的珍贵记忆，被赞誉是“陈长芬最好的一本人文画册”。

  陈长芬特别庆幸，“当时这条铁路已经停运，但是某些路段还在被当地老百姓使用，我就赶紧拍。拍完以后，这条铁路线上行驶的蒸汽机车就进了博物馆。你看，这条钢轨上的过车轮是充气的，车轮上米其林标致清晰可见。”这本摄影集出来之后，国内外很多人去拍，“但是火车已经停运了。”

  “我当时主要是从蒙自到河口，坐慢车、坐蹦蹦车，沿着滇南一路下去。那个地方太精彩了，故事太多了。”直到今天，陈长芬仍然记忆犹新：“我还赶上过火把节，家家户户都出来庆祝，人山人海，哎呀，太开放了，太可爱了。”

  当年，挎着8×10胶片的大机器，跋涉在悬崖峭壁、急流险滩之间拍摄，陈长芬付出的代价令人很难来想象：“挂相机把脖子都挂歪了，后来改为扛着架子。”他拍摄从不找人问这问那，就是凭感觉自己去找视角。令他惊喜的是，有很多东西都是多少年以后，从资料上才发现它的价值。

  “当时我曾拍摄一座横跨大峡谷的人字桥，那是日本大轰炸中幸存的一座铁路桥，与巴黎的埃菲尔铁塔属同一时代的技术和制造工艺，最为奇观。有趣的是，那边的碧色寨里有一个法国酒吧，里面小到一颗钉子都是法国人设计的；还有当时碧色寨的海关，窗户上圆的通风口是典型的哥胪式建筑风格……这些都是很值得研究的人文景观。”陈长芬对多年前看到的风物依然印象极深。

  最打动陈长芬的，还是当地老百姓生活的精神面貌，令他经常在扫描底片时大呼“太棒了”：“真正的老百姓的生活，太精彩了！你看这些赶集的人们，特别大气。人和人之间的往来多么热闹，集市上还有老百姓在卖洋奶酪。”

  《尽情享受》是陈长芬最得意的作品：行驶的火车上，两个老哥们正在对着喝酒。小桌板上一个小菜，两人你喝一口，我喝一口。邻座的瑶族妇女一直注视着这哥俩。照片里所有的人都表情生动，极具感染力。“在我的人文摄影里，这一张是最精彩的。它把喝酒的人骨子里的传神之处全反映出来了：生怕人家多喝一口——你喝完了，就没我的份儿了。”陈长芬笑言。

  陈长芬的记忆中仍然留存着大量的生活细节。比如他曾找当地一个八十多岁的火车司机讲述当年在山里面开火车的经历，在陈长芬的回忆中，一切仍然鲜活：“他讲的时候，心里那种激情、那种热烈、那种沸腾，简直太棒了。我看到他戴着一块劳力士手表。我在那里拍摄，感受到所有人都生活得自由自在，非常潇洒、非常热情。今天很少有人来解构这么多东西，其实这些都是很值得研究的文化的东西。”

  近两年，陈长芬集中精力拍柳树。朋友圈好友送他别号：字狂、酒狂、柳狂。有一次，陈长芬在一个湘味菜馆和朋友吃饭，看到邻桌两个女生点的菜品竟然不是代表湘味的菜。陈长芬加了两道湖南小吃送给她们，两个女生对他点的湘味赞不绝口。

  在陈长芬看来，做人如同研究摄影，第一要素是感觉，还要有人情味，有心情，有灵魂。“我看艺术，就是四个字——人类情怀，而不仅是人文情怀。如果缺少人类情怀，那族与族之间，国与国之间，就易发生矛盾。”在他看来，人类情怀是家国意识，是灵魂的东西，是人类的需求，是为人类为和平的大思维。

  “作为人来讲，生活在地球上，不同社会、不同文化的人，要有一个共同的、互相关照的文化，它应该是一个国际的、包容的精神层面的东西。我认为精神层面的东西要在交往中，在碰撞中，通过文化和艺术来软化，慢慢让大家感受到。不管什么观点，任何人必须坐下来聊天，交流情感，否则自己的观点就难免狭隘。我以为自身的强、文化的自主，是交流基点。”陈长芬直言。

  民间传统文化怎样发展传承？在陈长芬看来：“就六个字，批判、借鉴、弘扬。比如陋习就得批判，优秀的就要借鉴过来，用科学的观点再把它提升起来。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碰撞之后，这里面有个消化的问题。什么是创新？一个具有优秀文化的国度，创新并不是要颠覆一切，最重要的是把有用的东西吸收、利用，再发扬。”

  陈长芬的摄影多与天、地打交道，久而久之，他甚至觉得，自己的行为有时也能感动上苍：“有一天傍晚，在司马台长城，我用仅有的一部135相机，一个标准镜头和一个彩色反转片，竟然意外地记录下了风云突变的景象。”

  新世纪之初，陈长芬用镜头聚焦森林、关照自然的《绿问》摄影展在北京举行，展览开幕后，多日阴霾的天突然放晴，他说，“苍天太理解我。”

  艺术作品如何建立自己的市场？在陈长芬看来，一幅作品假如没有学术价值和价位，就很难称其为艺术作品。“艺术作品需要一种特别的市场，它必须是国际和世界认可的市场。就好比你的产品和世界不能接轨、不能交流、不能产生共识，再好，也只能自己在内部交流展现，时间长了，这其中的落差会慢慢的大。”

  陈长芬认为，人和人之间，国家和国家之间，应该是一个平等的概念。“我们的文化、艺术必须要与经济发展相匹配，要能吻合人类认可的艺术价值和价位。为什么一根香蕉粘在墙上，就成了价值15万美元的艺术品？买的人他是要资助这一个市场，资助这种文化和艺术在社会中的地位。”

  “艺术品本来就是一种物质，但它还有精神上的属性。仅仅是一个图片交易，那是白菜萝卜，市场也需要。但是在白菜萝卜的基础上，必须要有尖端的精神层面的东西。如果我们的影像只谈表象的东西，没什么意义。进入艺术品层面，必须有形而上的东西，最终是要有一个民族的、一个时代的精神和力量。做这么多东西是很艰苦的，但是必须要去做，不能断了。我们这一代人是这个时代的参与者，如果没人去记录、表达和推动，向下延伸，那么我们这一代人的文化就有可能是缺失的。”

  曾经，陈长芬想邀请好莱坞与中国合作，拍一部二战时期有关“驼峰航线”的空战片。“故事情节格外的简单，讲一个美国飞行员执行任务飞机失事，被云南深山里的百姓救助养伤的故事。我们计划用真正的航拍，飞机都选择好了，用中国制造的运-12，高黎贡山的海拔高度是四千多米，它可完全胜任。筹划时中国飞虎队的那些人还在，但后来那些人都不在了，这件事也就没法做了。”陈长芬谈起这件事仍有遗憾。

  他直言自己想做这件事，其实内心的原因是想通过故事，展现那些深山中大自然与人类的链接：“我觉得今天的人要学习自然，善待自然，敬畏自然，对待自然必须是一个非常朴实的、真诚的、爱护的态度，留给后人一个营养丰富的、健康的自然世界。”

  “天人何时会合一，旅途何处是逍遥，四海怎能为一家？”采访即将结束时，陈长芬若有所思地说道——似乎在问人，更像在问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