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不居，时节如流。70年沧海桑田，从弱小走向强大的中国民航有过太多难忘的故事和精彩瞬间。如何将这些蓬勃、动人的岁月故事展现给读者，我们想也许影像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作为这段历史不同阶段的见证者和记录者，民航摄影师用手中的相机将他们所经历的事件一一收录，当我们再次翻看这些历史，会有很多感慨涌上心头。《岁月留镜——民航摄影师眼中的民航70年》专栏，通过摄影师的讲述和这些珍贵的老照片，带您重温民航发展的光辉历程，用光影的力量，为岁月留镜。

  “冥冥之中可能有某种暗示，我这一生应该是要云游于天地间的”。因自己的名字，于云天一直感觉自己与民航有着与生俱来的缘分。这种缘分让他拿着相机走遍祖国的山山水水，在光影交错中捕捉世间万物的精彩，探寻人们的心灵顿悟。“这是一个艰辛的创作过程，也是一个独享生命欢乐的过程。但假如没有民航，这一切都无从谈起。因此，这样的一个过程让我对民航充满了感恩。”于云天说。

  1976年，于云天（后排中）在华北任丘油田，当年他独立完成《英雄32111钻井队》纪录片的拍摄、制作。

  在成为一名职业摄影师之前，于云天曾经拍过电影。1976年，正在华北油田宣传部工作的于云天带着一部甘光16毫米电影摄影机奔赴油田会战前线钻井队成功处置井喷事故的专题纪录片。在这部纪录片中，编导、拍摄、剪辑、录音等工作都由他一个人完成。在拍摄电影之前，于云天的志向是成为一名画家，曾经跟着美术启萌老师一起创作毛主席巨型雕塑。那时他的父母送给了他一部国产的上海582照相机，主要用途是为绘画收集素材。

  而这些都在1982年发生改变。当年底，于云天从中央美术学院调入民航局工作。“在最开始步入民航的时候还不是专职摄影，而是在民航局运输司下辖的广告室，主要负责航班时刻表的设计制作，还有就是参与拍摄民航挂历”。

  在那个年代，挂历作为百姓的基本生活用品，家家必备，而民航挂历又以空姐的靓丽造型和飞机的现代感备受欢迎。

  “为了保证拍摄、制作的水准，我们那时都是在飞机客舱里拍摄的，效果很棒。但有时条件不具备，我们就只能自己画飞机。”于云天回忆起当时的情形。得益于扎实的美术功底，他曾经用3天时间在摄影棚里画了一张巨幅飞机客舱内景作为拍摄背景，客舱里的设施、布局、光线都是以写实的手法进行逼真的描摹，在拍摄时通过相机的控制使背景虚化。而让他非常得意的是，“照片冲洗出来以后，大家都以为是在客舱里拍的”。

  “其实不论是绘画、电影还是摄影，年轻时你只要投入地去干一件事情，最后总能干成。”于云天说，“1983年我调入《中国民航》杂志任摄影记者，一方面负责民航业采访；另一方面，根据杂志的定位和要求，完成风光、民俗的拍摄。由于策划、拍摄、写作我一个人就能完成，有更多的机会去各地采访。”

  1983年11月，于云天到湖北沙市采访中国民航第十五飞行大队。当时，中国民航正逐步脱离军队建制。图片上飞行员的服装还是空军的皮夹克，但帽徽已改成中国民航的徽章了。

  1992年春夏之交，于云天被任命为《中国民航》杂志主编。“1989年杂志因故停刊，1992年接到新闻出版署通知，说如果再不复刊的话，杂志刊号就要被注销了。所以决定复刊，并由我来承包接管。”于云天说。

  1992年《中国民航》杂志复刊，复刊后的第一期封面是于云天拍摄的珠穆朗玛峰的照片。

  然而，当时除了上级单位的一纸任命外，其他什么都没有。投资商、印刷厂、办公地点都需要于云天或通过别人牵线搭桥，或自己上门用杂志广告去交换。“其实这些都不算得上什么。作为主编，最重要的还是希望杂志被读者认可”。于云天坦言，接手之初方方面面的压力都很大，但最让他看重的是如何在内容方面下功夫，使杂志成为一份丰富的文化艺术大餐。于是，散文类专栏请来了作家冯骥才，艺术类请来了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邵大箴主持《美的巡礼》栏目，图片摄影请来了摄影家朱宪民、严钟义，杂志设计请来了著名的设计师邵新。1993年第一期《中国民航》开设了《航拍》专栏，首期发表的是严钟义拍摄的一组照片，而专栏栏头“俯瞰大地”4个字则是由当代版画名家、于云天的爱人赵晓沫题写。

  1993年，于云天应邀出席在美国举行的第20届国际艺术与通讯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在华盛顿举办《美丽中国》摄影展，图为展览前言。

  没钱没地儿也没人，“光杆司令”于云天拳打脚踢，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完成了《中国民航》的复刊工作，所有稿件都由他上门去约。复刊后第一期杂志的版权页上，“主编”和“本期责任编辑”两项后面的署名都是于云天。杂志封面他选用了自己在1989年拍摄的珠穆朗玛峰的照片，雄伟、磅礴，也契合了他的雄心：“我是个完美主义者，在杂志的内容和设计上都要求自己做到最好。”

  其实，“做到最好”不仅是做杂志、拍照片，在各种事情上都是如此。1996年，应江西美术出版社邀约，他开始撰写《我思故我行——于云天高山峡谷拍摄记》一书，前后用了近5年时间才完成初稿，而书在2002年出版后竟然脱销。2010年，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再次出版该书，又是脱销。“今年，邮电出版社打算出第三版，加上我近几年在南极、北极采访拍摄的经历，以及对摄影艺术一些新的思考和感悟。”对于第三版《我思故我行》，于云天充满了信心。

  2010年，于云天的转型之作《方舟》问世。他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作品来展现对东西方文化碰撞与交融的思考。

  1985年，于云天搭乘波音707飞机到参加活动。虽然只是当天往返，但在飞机上俯视青藏高原的雪域群峰时，他的西藏情结再也无法割舍。

  第二年，他就获得了去阿里采访的机会。“现在从北京去阿里坐飞机很快就能到达，但那时候可没这么方便，要先到乌鲁木齐，再到叶城（叶尔羌），然后坐车到狮泉河（阿里行署驻地），路上需要一周左右的时间。”于云天回忆起第一次进入阿里采访时的情形仍然激动不已。其实，当时除了交通不便外，还有通信不便，于云天每次向单位汇报工作都只可以通过电报，而这些不便让他在阿里投入地采访了两个多月。此后的几年，西藏一直是他拍摄的重点。“那一段时间算是我创作上的一个小高峰，大部分时间都是往西部跑。依托民航的便利性，仅西藏就去了好几回”。不懈的努力在1989年获得了回报，当年他的组照作品《九歌》获得了首届中国摄影艺术金像奖。

  “摄影是一种记录，但记录的过程也具备艺术价值，可以用艺术的手法进行创作”。1986年，他来到珠海直升机公司进行采访，被告知附近正在进行直升机吊装高压线塔作业，于是迅速赶了过去。时值正午，于云天在现场进行了简单的观察之后，以太阳为背景，用剪影的手法来表现，最终无论是新闻要素还是作品的力度都得到了完美的呈现。

  《银河》，1983年拍摄与内蒙古海拉尔。1989年，这张图片与另外9张图片一起，组成《九歌》，荣获首届中国摄影艺术金像奖。

  1994年，于云天从《中国民航》杂志主编岗位上卸任之后，集中精力在摄影领域进行更深入的探索。2006年，他与一些志同道合的友人出了一本小册子《风光一把》，在序言中他给自己提出了新的课题：“‘风光之后的风光’将呈现出怎样的变数和格局”，并开始思考怎么样转型和突破。2010年，他的转型代表作《方舟》问世。“在拍摄时我想到了《圣经》里的诺亚方舟，那是一种隐喻，是一种对西方哲学的体现，但在形式上仍然是对东方‘禅’的静气的把握”。于云天希望在自己的作品中展现对东西方文化碰撞与交融的思考。

  “我曾在很小的时候拜师学画，后来美术学院工作是想重拾画笔。只是没想到，从1982年进入民航直到今天，摄影竟成了一生的归宿。不过，在那个年代，坐着飞机、拿着相机去拍摄，这种诱惑谁又能抵挡呢？”年轻时的于云天奔跑在路上；而现在，年近古稀的于云天依然在奔跑。“从2017年底到现在，我的飞行里程是38万多公里，平均每隔三四天就要坐一次飞机。云天之上，看来是我这辈子命中注定的了。”说罢，于云天纵声长笑。

  1997年，应美国亚洲艺术协调议会、丹佛市阿瓦达艺术中心邀请举办“美丽中国”个人摄影作品展，在斯坦福大学举办“走过西藏”摄影讲座，被评为尼康 NIKON——Wetaketheworlds greatest picture国际知名摄影家。

  1999年，在美国休斯顿自然历史博物馆举办“美丽中国”摄影展，入选英国剑桥《世界名人录》、美国摄影协会《世界名人录》。

  2010年，《我思故我行——于云天高山峡谷拍摄记》再版，被评为2010年度“中国最美的书”；2011年被选送赴德国莱比锡图书展代表中国参加“世界最美的书”评选。

  （《中国民航报》、中国民航网 记者严宽、张哈斯巴根本文图片均由于云天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