萤火演讲：他曾是水利工程师48岁内退拍遍21城单车坟场
时间: 2023-11-25 15:53:51 | 作者: 产品中心
“我叫吴国勇，就是全国瞎跑去拍共享自行车那个光头”。半路出家的吴国勇基本上没有艺术史、摄影史的理论基础，他凭着热情和对社会的理性观察、思考，在48岁后成为了自由摄影师。
在萤火演讲中，自由摄影师吴国勇介绍自己是个笨口笨舌的人，他习惯了一个人像小偷一样四处拍照的生活——“贼眉鼠眼，眼神游离，看准了就下手，得手了就跑路”。从拍摄唯美城市风光片、到跟踪拍摄戒毒人群、再到记录野蛮生长的46个共享自行车坟场，他用了十几年。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吴国勇先后参加了天津引滦工程和襄阳汉江大桥建设，他均被安排编辑工程画册。他花了150块购买了第一部相机，型号是国产凤凰牌135。他那时的工资才40多块钱。
借着监制印刷画册出差的机会，他迷上了深圳，选择下海，直到现在已20余年。吴国勇认为这是自己骨子里一种不安份的东西在作怪。每当在一个地方待上几年，前途可以一眼望到尽头时，他就特别焦虑、恐惧和坐立不安，拼命要挣脱出来。
在48岁那年，他给自己提前办了“退休”：“我不干了，我要去做自己最喜欢做的事情。”于是，他选择成为一名自由摄影师。
最开始，他一直是“丝巾大妈单反大爷”中的一员，拿着相机四处“采风”，拍唯美的“糖水片”，直到他逐步将视线转移到所生活的城市——深圳。这期间，吴国勇拍摄了大量深圳城市风光和街拍纪实，先后完成了《深圳河》和《生死毒局》两个作品系列。
真正让吴国勇为大众所知的是，他发现并拍下了全国46处共享自行车坟场。他将这组作品命名为《无处安放》。
当吴国勇第一次置身“蓝色坟场”时，他震撼了。这是深圳一处小蓝单车集中堆放点，也是吴国勇拍到的第一个共享自行车坟场。小蓝单车是因资金链断裂而较早停运的一个共享自行车品牌。
这时，北京摄影人文教育平台的罗大卫联系到吴国勇，两人就选题价值和影像呈现方向达成了共识：第一，全国视野，高强度大范围地去搜寻和拍摄；第二，进行全媒介的影像呈现，不仅是照片，还要包括视频、VR。后来吴国勇加上了现场声音，力求把每处单车坟场的信息量都榨干。
他找过有关部门和共享自行车运营商，均被拒绝，他向单车运营商的客服致电，全都石沉大海。他只能借助网络信息寻找单车坟场的蛛丝马迹，每次寻找都像是完成一次拼图游戏。
这一年，他跑了25个城市，去了5次杭州4次武汉，最终拍到了21座城市46个单车坟场，仅有银川、贵阳、海口、温州4个城市无功而返。对吴国勇来说，这样的过程，“既有得来全不费工夫的轻松，也有白跑一趟的懊恼，更多是终于寻到的满足。”
在拍摄这么多地方后，他得出结论：在共享自行车大规模攻城略地的扩张战争中，作为战争废墟的单车坟场都会存在着。它们往往不好看、刺眼，总是在偏僻隐蔽的地方堆放，甚至用纱网遮盖，被严加看管。
在单车坟场拍摄面临的难题是经常遭遇驱赶。拍摄厦门单车坟场时，他被看场人员拦着并报警，被要求删除全部照片。
拍摄前，他做了充足的准备，事先托朋友在当地工厂做管理的亲戚当内线。然而，
吴国勇只好在附近村庄瞎转，终于找到一处野地里的共享自行车拆解流水线。他看到，不断有货车拉着共享自行车运往这条极其简陋的流水线。
他依旧被拒绝拍摄，他的无人机刚飞过去就有人开车来驱赶。吴国勇硬着头皮，再三跟厂方老板交涉后，终于被容许拍到第一手画面。
在现场吴国勇注意到一个细节，在刺耳的电动工具声里，来自河南的工人们用播放器大声播放着流行歌曲《凉凉》。
每次翻看共享单车拆解流水线的图片时，吴国勇都会忍不住感慨，出生在这里的共享自行车，外表光鲜靓丽，被运往各个城市，仅仅过了一两年或更短时间，它们满身伤痕，又回到这里，面临被肢解抵债的命运。“就像生命完成了一个轮回”。
作为共享单车的用户，吴国勇曾见到大量单车被私自占用、到处乱丢破坏，也亲眼见到一些小学生在马路上把撬开共享自行车电子锁作为课余的冒险游戏。
一开始，吴国勇在广州天河的单车坟场被嘀嘀声所惊到。“共享自行车在野蛮搬运过程中，很多电子锁会因故障发出嘀嘀的鸣叫，此起彼伏，像潮水一样冲击人的耳朵，就像是共享自行车在哭泣。”随后在每一处坟场，吴国勇都尽量将现场音录下来。
这些单车坟场分布在停车场里、拆迁的空地、城郊的乡村、铁路沿线、长江堤上、废弃校园里、新建小区旁、大桥底下。它们大小不等，环境不同、形状各异，有的一排排摆列整齐如同彩色的花田，有的则是乱七八糟堆积成小山，还有的堆积成中国版图的模样。每一处单车坟场和周围环境格格不入，却很诡异地融合在一起。
吴国勇认为，这正是魔幻现实主义的图示。他解释，魔幻现实是指这些真实的场景违背常理地在现实中存在。共享自行车坟场不是被PS的，也不是刻意摆拍，只是城管恰好在他们管辖的地盘上临时找到了摆放单车的空地。
随着共享自行车的资本潮水褪去，吴国勇所拍摄的许多场景，比如包围中式凉亭的单车坟场、山寨飞狮边的单车坟场、创新中国产业园前的单车坟场、20万辆小山一般堆积的单车坟场……都已消失了，就好像根本没出现过一样。
下图这家共享自行车公司正深陷泥淖，这些单车大部分成了垃圾，被抛弃在单车坟场里。
但吴国勇认为，无论如何，这些魔幻现实图景在2018年的中国的确真实地出现过。这是时代的印记，不应被忘记。
他将拍摄的图片、视频、VR等内容编辑成一本书——《无处安放——中国二十城共享自行车坟场全纪录》，他希望留下一个有文献价值的文本。
1963年出生于湖北襄阳，曾为水利工程师，1992年南下闯荡深圳，以其专业相关知识谋生，现居深圳，自由摄影师。
《深圳河》系列（2015-2017），参加2017第七届大理国际影会展出并在深圳多次巡展；
《生死毒局》戒毒故事系列（2014至今），作为长期展览项目布置在惠州启明星戒毒服务中心；
《无处安放》共享自行车系列，2018第二届映·纪实影像奖优秀奖及阿尔帕奖，2018连州国际摄影年展·个展。
“我叫吴国勇，就是全国瞎跑去拍共享自行车那个光头”。半路出家的吴国勇基本上没有艺术史、摄影史的理论基础，他凭着热情和对社会的理性观察、思考，在48岁后成为了自由摄影师。
在萤火演讲中，自由摄影师吴国勇介绍自己是个笨口笨舌的人，他习惯了一个人像小偷一样四处拍照的生活——“贼眉鼠眼，眼神游离，看准了就下手，得手了就跑路”。从拍摄唯美城市风光片、到跟踪拍摄戒毒人群、再到记录野蛮生长的46个共享自行车坟场，他用了十几年。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吴国勇先后参加了天津引滦工程和襄阳汉江大桥建设，他均被安排编辑工程画册。他花了150块购买了第一部相机，型号是国产凤凰牌135。他那时的工资才40多块钱。
借着监制印刷画册出差的机会，他迷上了深圳，选择下海，直到现在已20余年。吴国勇认为这是自己骨子里一种不安份的东西在作怪。每当在一个地方待上几年，前途可以一眼望到尽头时，他就特别焦虑、恐惧和坐立不安，拼命要挣脱出来。
在48岁那年，他给自己提前办了“退休”：“我不干了，我要去做自己最喜欢做的事情。”于是，他选择成为一名自由摄影师。
最开始，他一直是“丝巾大妈单反大爷”中的一员，拿着相机四处“采风”，拍唯美的“糖水片”，直到他逐步将视线转移到所生活的城市——深圳。这期间，吴国勇拍摄了大量深圳城市风光和街拍纪实，先后完成了《深圳河》和《生死毒局》两个作品系列。
真正让吴国勇为大众所知的是，他发现并拍下了全国46处共享自行车坟场。他将这组作品命名为《无处安放》。
当吴国勇第一次置身“蓝色坟场”时，他震撼了。这是深圳一处小蓝单车集中堆放点，也是吴国勇拍到的第一个共享自行车坟场。小蓝单车是因资金链断裂而较早停运的一个共享自行车品牌。
这时，北京摄影人文教育平台的罗大卫联系到吴国勇，两人就选题价值和影像呈现方向达成了共识：第一，全国视野，高强度大范围地去搜寻和拍摄；第二，进行全媒介的影像呈现，不仅是照片，还要包括视频、VR。后来吴国勇加上了现场声音，力求把每处单车坟场的信息量都榨干。
他找过有关部门和共享自行车运营商，均被拒绝，他向单车运营商的客服致电，全都石沉大海。他只能借助网络信息寻找单车坟场的蛛丝马迹，每次寻找都像是完成一次拼图游戏。
这一年，他跑了25个城市，去了5次杭州4次武汉，最终拍到了21座城市46个单车坟场，仅有银川、贵阳、海口、温州4个城市无功而返。对吴国勇来说，这样的过程，“既有得来全不费工夫的轻松，也有白跑一趟的懊恼，更多是终于寻到的满足。”
在拍摄这么多地方后，他得出结论：在共享自行车大规模攻城略地的扩张战争中，作为战争废墟的单车坟场都会存在着。它们往往不好看、刺眼，总是在偏僻隐蔽的地方堆放，甚至用纱网遮盖，被严加看管。
在单车坟场拍摄面临的难题是经常遭遇驱赶。拍摄厦门单车坟场时，他被看场人员拦着并报警，被要求删除全部照片。
拍摄前，他做了充足的准备，事先托朋友在当地工厂做管理的亲戚当内线。然而，
吴国勇只好在附近村庄瞎转，终于找到一处野地里的共享自行车拆解流水线。他看到，不断有货车拉着共享自行车运往这条极其简陋的流水线。
他依旧被拒绝拍摄，他的无人机刚飞过去就有人开车来驱赶。吴国勇硬着头皮，再三跟厂方老板交涉后，终于被容许拍到第一手画面。
在现场吴国勇注意到一个细节，在刺耳的电动工具声里，来自河南的工人们用播放器大声播放着流行歌曲《凉凉》。
每次翻看共享单车拆解流水线的图片时，吴国勇都会忍不住感慨，出生在这里的共享自行车，外表光鲜靓丽，被运往各个城市，仅仅过了一两年或更短时间，它们满身伤痕，又回到这里，面临被肢解抵债的命运。“就像生命完成了一个轮回”。
作为共享单车的用户，吴国勇曾见到大量单车被私自占用、到处乱丢破坏，也亲眼见到一些小学生在马路上把撬开共享自行车电子锁作为课余的冒险游戏。
一开始，吴国勇在广州天河的单车坟场被嘀嘀声所惊到。“共享自行车在野蛮搬运过程中，很多电子锁会因故障发出嘀嘀的鸣叫，此起彼伏，像潮水一样冲击人的耳朵，就像是共享自行车在哭泣。”随后在每一处坟场，吴国勇都尽量将现场音录下来。
这些单车坟场分布在停车场里、拆迁的空地、城郊的乡村、铁路沿线、长江堤上、废弃校园里、新建小区旁、大桥底下。它们大小不等，环境不同、形状各异，有的一排排摆列整齐如同彩色的花田，有的则是乱七八糟堆积成小山，还有的堆积成中国版图的模样。每一处单车坟场和周围环境格格不入，却很诡异地融合在一起。
吴国勇认为，这正是魔幻现实主义的图示。他解释，魔幻现实是指这些真实的场景违背常理地在现实中存在。共享自行车坟场不是被PS的，也不是刻意摆拍，只是城管恰好在他们管辖的地盘上临时找到了摆放单车的空地。
随着共享自行车的资本潮水褪去，吴国勇所拍摄的许多场景，比如包围中式凉亭的单车坟场、山寨飞狮边的单车坟场、创新中国产业园前的单车坟场、20万辆小山一般堆积的单车坟场……都已消失了，就好像根本没出现过一样。
下图这家共享自行车公司正深陷泥淖，这些单车大部分成了垃圾，被抛弃在单车坟场里。
但吴国勇认为，无论如何，这些魔幻现实图景在2018年的中国的确真实地出现过。这是时代的印记，不应被忘记。
他将拍摄的图片、视频、VR等内容编辑成一本书——《无处安放——中国二十城共享自行车坟场全纪录》，他希望留下一个有文献价值的文本。
1963年出生于湖北襄阳，曾为水利工程师，1992年南下闯荡深圳，以其专业相关知识谋生，现居深圳，自由摄影师。
《深圳河》系列（2015-2017），参加2017第七届大理国际影会展出并在深圳多次巡展；
《生死毒局》戒毒故事系列（2014至今），作为长期展览项目布置在惠州启明星戒毒服务中心；
《无处安放》共享自行车系列，2018第二届映·纪实影像奖优秀奖及阿尔帕奖，2018连州国际摄影年展·个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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