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术作为一门古老的艺术，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技术也有着质的飞跃，曾经的古老技艺慢慢的被人们淡忘，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古老的印刷技艺既是历史的沉淀，又是民族文化的体现，深入到这些技术时，我们可喜的是还有一些传承者，不计名利的坚守，只为了这些古老的技术能够始终展示在人们的身边。

  拣字、排版、涂墨、印刷，在巢湖市柘皋镇老街上，今年76岁的老人盛诗经经营的新兴印刷作坊“活态传承”着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活字印刷。盛诗经1962年高中毕业后进入柘皋镇印刷厂，做过印刷、排版等工作，并慢慢熟悉了从拣字排版到印刷装订的全过程。上世纪80年代，盛诗经办理停薪留职，花费近万元购买了印刷设备和铅字，在柘皋老街两间老宅中开起了“新兴印刷作坊”。上世纪90年代初，活字印刷业务达到高峰，仅柘皋镇就有印刷作坊六七家，但随着电脑激光排版的普及，活字印刷日渐式微。凭着对“活字印刷”的深情热爱，在所有人抛售机器、铅字丁的时候，盛诗经反而到处买进，充实自己的铅字丁库。现在，字库里有大大小小五个型号五种字体的几十万个字丁，而他总能在第一时间找到需要的字丁。

  珂罗版印刷作为最早的照相平版印刷之一，通过这项技术与敦煌的独特魅力，让一位女性甘愿奉献了宝贵的青春投身于这项事业，她就是国家工艺师李东方。1984年是李东方第一次去敦煌，李东方说，“当时敦煌研究院的院长想请日本方面的专家用珂罗版技术来做敦煌壁画的复制品。我们就想啊，我们也是做复制的，为什么不用珂罗版技术来复制呢？”于是李东方和同事们就给敦煌研究院写信，得到批准之后尝试做了一幅反弹琵琶的壁画。1996年，李东方再次去了敦煌，这次是真正的开始了她的事业，期间的辛苦自不必说，不过李东方的辛苦得到了认可，从1996年到2006年，每年4月到10月，李东方都呆在敦煌做复制。其他时间她在北京为博物馆和纪念馆做复制品，十年时间，不曾间断。由于敦煌的壁画损毁的速度太快了，能多复制一幅都是好的，最后通过李东方她们的不懈努力，让敦煌壁画这些不可移动的文物，通过珂罗版印刷技术转移出来，让敦煌的作品真正得以留存。

  陈义时出身于雕版世家，祖父陈开良、父亲陈正春世代从事雕版技艺，开有雕版作坊，是扬州著名的雕版师，扬帮雕版技艺的领头人。陈义时从十四岁起随父刻苦钻研雕版技艺，陈义时说：“从我爷爷陈开良那代开始，即清光绪年间，我们陈家就在杭集开办了雕版刻字作坊。当时杭集是扬州非常有名的雕版印刷之乡，其名声亦如今天的牙刷酒店用品之乡。爷爷当年开办的刻字作坊在杭集是顶级规模的，单聘请的技艺娴熟的工匠就超过了30人。我的父亲陈正春后来接管了刻字坊的生意。与爷爷相比，他更是无比狂热的喜爱这一行。那时，陈家刻字作坊雕出了扬州一大批经典史籍，如《扬州丛刻》、《四明丛书》、《暖红室》等都是那时雕刻出来的。当年的雕版加工生意很红火，很多大资本家都有这样的需求。不少客人专程从上海、浙江，甚至东北赶到杭集来订货。”陈义时每每说起自己的事业都是无比激动。为了这项技术能够得以传承，让女儿下岗专门学习和继承，虽然这项古老的技艺不能为他们带来物质财富，但是对于宝贵文化的使命感是别人所不能理解的。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张士娣每天就在中国翰园的碑刻拓印中度过。十多年过去了，她早已数不清到底拓印了多少张，更没办法统计中国翰园的3800块石刻究竟拓印了多少遍。如果非要求个数量的话，张士娣的回答是：“大概一天10张吧！”前国家主席参观中国翰园时，中国翰园赠送给他的黄庭坚《幽兰赋》的拓片，就出自张士娣的手。来中国翰园参观的多位国家元首，也都收藏有张士娣手中出来的名家书画拓片。

  正因为有了这些传统事业的传承人，我们的古老印刷技艺才能够获得保留，或许这些技艺没有为传承人带来物质的财富，但是精神的充实感和使命感是他人无论如何都不能体会的！